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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評韓愈反佛
    [ 作者:佚名   轉自:網絡   已閱:232   時間:2021-4-21   錄入:wangwencui ]


    2021年4月21日    佛學研究網

      一、略說唐代儒佛關系

      唐代佛教被士大夫首先注目的是佛教的恬談無欲,慈悲濟世的精神。士大夫對不法僧人的打擊行為具有多重性質。薛懷義是武則天培植起來的個人勢力,曾遭到了蘇良嗣的打擊,也受到馮思勖、周矩等人的彈劾,這些更多的是屬于政治派別上的斗爭,后者則是紀律檢查這一工作范圍內的斗爭。也就是說,如果僧人規規矩矩勤于道業,他們也不會來找麻煩。可見他們不同于一般的反佛。士大夫從理論上批判佛教,是負有行政使命的封建官員,是其職業和責任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士大夫的反佛出現在“公”的場合。在平時如白居易,杜牧等人和佛教的關系十分密切。然而傅奕的反佛,在朝野僧俗當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但反佛的事業卻不能穩操勝券。其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們運用僵化教條,不改弦更張就難以發展下去的儒學做為批判武器,去和博大精深的佛學相抗衡,加上他們不從佛教的理論基礎入手,進行理論分析,只對佛教的社會后果,表面現象加以批判,各個時期的批判,都是老調重彈,毫無新意,自然難以取得勝利。佛教界的理論權威都有深邃細密的思想,此外在三教斗爭中,一些沙門往往表現出驚人的邏輯思惟能力,唇槍舌戰犀利異常。從法琳,慧乘,慧凈、慧立,靈辯、窺基,道宣,法藏,湛然、宗密等沙門的著述和言論來看,孟子的恢宏磅礴,莊子的汪洋恣肆,韓非子的冷峻尖刻,咄咄逼人等等不是偶見一端,就是熔于一爐。如慧乘和道教徒辯論時的發言,誘人入彀,步步為營,咬住不放,問得道士“周慞神府、抽解無地、忸報無答。”當時在場的唐高祖,本來宣布了“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后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釋宗。”當慧乘率先發言。擊敗道士后,唐高祖“驚其美辯,舒顏解頤"。①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皇太子組織大臣和三教學士在弘文殿舉行佛道辯論,國子祭酒孔穎達與慧凈的辯論,也使孔穎達張口結舌,皇太子等人合坐歡躍。②

      最突出的例子是唐初僧人法琳。法琳在唐初崇道抑佛的歷史關頭夕挺身而出,成為佛教史上最負盛名的護法沙門。一再撰寫文章駁斥傅奕和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的辯論陸論文,其中《對佛奕廢佛僧車》長達萬言,《辯正論》洋洋萬言,文章的邏輯嚴謹,雄辯性極強,巨大的說服力和浩蕩的氣勢,使高祖李淵深深折服。再如玄奘,法藏等人,他們的思想精密程度是唐代士大夫所無法比擬的。佛教界的理論家和上層僧侶,通過艱苦的斗爭和不懈的努力,終于在唐王朝以儒學經天緯地,以道教為血緣宗教的情況下,為自己爭得了存在的權力,開辟出了一塊天地。

      士大夫方面則不然,唐代士大夫所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滯遲緩慢發展的逐漸積累。在這個積累過程中,雖然歷史曾不斷的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劇和喜劇,但都是舊有現象在新條件下改頭換面的重復。再也沒有戰國那樣急劇突變的階段了,以及百家爭鳴的活躍氣象。儒家學說定于一尊以后,適應丁這種漸變狀況。歷史沒有提供總結龢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及社會條件,更沒有把建立新理論體系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作為這種狀況的產物?是唐代社會在科舉中重進士而輕明經的風氣。而上大夫階層缺乏理論才能,然而士大夫中崇佛的那一部份人,就共主要傾向來講,他們把佛學當哲學來對待,重視理論部份,帶著時代的品格以粗知一些佛理為滿足,不愿深尤。因而他們中間沒有產生重大影響約理論家。在宋代工大夫大量吸收和批判道教、佛教,建立理學之前,為唐代士大大所接受的儒學從孔子開始,一直是沿著入世重人世的道路發展的。這種觀爭主義的風格,限制了人們的眼界: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儒學發展到唐代,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様了,學說死搬教條。而佛學注重思辯,義理恢宏,士大大操起儒學這一-過時釣陳舊武器詞處于方興未艾階段的佛學展開斗爭,難免在漫長的過程中留下許多空白。這空白最顯著的是哲學和神學的問題。士大夫反佛的言論,是前人先進思想的繼承,但基本上是一個腔調的不斷重復。在唐代反佛活動中,著名的有傅奕、狄仁杰、李出喬、張廷珪、蘇環、韋嗣立、桓彥范、李義、辛替否;求務光、呂元泰、裴漼、姚崇、張鎬、高郢、李叔明、彭偃、裴洎,李巖、韓愈、崔蠡、李蔚、孔樵、李德裕等等,可以說反佛的士大夫代不乏人,下面僅對韓愈的反佛略作點滴的評論。

      二、上《諫迎佛骨表》、被貶潮州

      鳳翔法門寺阿育王塔內有一節佛骨,長約唐制一寸八分,唐太宗、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肅宗、唐德宗諸帝都禮迎膜拜。三十年才奏請朝庭開放一次,功德使將情況上報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憲宗將佛骨迎入京師,先在禁宮中供奉三天,然后送至京師各寺院,當時這是國家大典,場面極其壯觀,王公士民紛紛施舍,隆重異常。韓愈當時任職刑部侍郎,對憲宗迎請佛骨,很不以為然,上表切諫,即是有名的《諫迎佛骨表》。憲宗看了這份諫表非常生+氣,即欲極刑處死韓愈,經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乃從寬處理,被貶為潮州刺史。在韓愈的《諫迎佛骨衷》及《原道》里,字里行間都流露出強烈的衛道精神,遺憾的是其人對佛學僅粗知一二,解也很淺薄,這跟他沒有用心學佛有關。他總結自己讀書生涯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口不絕呤十六藝之文,不停披于百家之編”。不難看出,他反復閱讀的書是先秦兩漢諸子百家的經典,而佛教書籍無疑是出于士大夫的本位意識加以拒絕,在他的文章及詩詞中沒有佛學的痕跡。上述兩篇與佛教有關的文章,佛學也未曾道及,即使有片!言只語,這只能認為,唐代佛教極力普及,在接觸僧人或奉佛士大夫時,偶然聽上幾句,也可以得到一些佛學常識,韓愈的主要成就在文學方面,理論不是他所擅長的領域。因而理論著述很少,質量也不高。包括《原性》一文在內,是他為了批判當時雜佛老而言所寫的論文,也與佛家所言的性情南轅北轍。

      三、理解膚淺、調陳腐

      韓愈即然不閱瀆佛教典籍,對于佛教的理論、沙門,寺院經濟三位一體的社會勢力,就不會有全面的了解。不知道佛教理論,對佛教進行批判,只能就佛教的一些表面現象和社會后果發一些議論,而佛教的理論叢礎絲毫未被觸動。他在《送靈師》里說:“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央隸,朝野失遺賢。”這些話并非危言聳聽,確實是佛教的一大弊端。但是,如果沒有佛教,會不會同樣出現上述情況呢?很明顯韓愈沒有對逃戶、官僚特權和科舉制的弊病等問題作深入的思考。這是他十分嚴重的失誤。誠然佛教有些弊端,崇佛的士大夫也是反對的,但是他們看到了佛教的社會價值。如柳宗元、劉禹錫是唐順宗時銳意革新的二王八司馬集團的中堅分子,他們的政治抱負和歷史責任感,并不比韓愈差,他們看到的是佛教的實質主流和利世的一面。而韓愈看到的是佛教的一些表面現象。他們看到的是儒學已經僵化,必須吸收外來思想加以改造,儒釋合一是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而韓愈則看到的是佛教的支流和出世的一面,是對于儒學國碎,要極力維護,抱殘守闕。奉佛的柳宗元、劉禹錫比起反佛的韓愈來,合乎時宜,在思想上顯得成熟深刻。《原道》、《原性》和《諫迎佛骨表》三篇文章,都存在著缺乏針對性。前兩篇均沒能涉及到佛學,《諫迎佛骨表》沒有理論分析,語調陳腐,內容蒼白無力。

      四、昧于歷史、重蹈覆輒

        韓愈反佛的重要例證,是佛教傳入中國前后各代帝王在位時間的長短。他說佛教傳入之前,“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則在位八十年,年百歲"。佛教傳入后,東漢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巳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競為侯景所覆,餓死臺城,國亦尋滅。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享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事,亦合知矣”。韓愈這種膚淺的認識,并非自己的見解,而是拾人牙慧。傅奕曾說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己下,愛至漢高,二十九代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這種說法當即遭到僧人法琳的批駁,法琳說:庖犧己下,不及子孫”。“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囂,并立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禹為民治水,有功于民,如皇天輔德,何為天長不永,治止九年?”法琳還舉出商,周、秦,西漢君主享國均數字,其中不乏三年五載的例子。接著他又指出了佛教傳入后的統治情況,東漢一共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反問傅奕“汝言祚短,何故年長?”又進一步引證“自魏皇初元年互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反問道;“爾時佛來,何故年久?”:在法琳著文還擊傅奕的時候,士大夫李師政緊密配合著長篇.論文《內德論》來頌揚佛教,并說“惟佛·之為敬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⑦

      韓愈對于二百年前這一場大論戰,居然毫無了解,把傅奕那些被法琳、李師政駁倒了的說法,重新拿出來和佛教對壘,當然就是老調重彈,昧于歷史。

      五、心胸狹隘,排斥異己

      隋唐時期,即是兩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總結時期,又是中國同外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時期。在這樣的時代產生的文化,具有廣泛的世界性,這是中外學者一致認可的歷史現象。在唐代傳入或發展的宗教中,佛教、伊斯蘭敦,景敦,襖教,摩尼教等全部都足外宋宗教。只有道教是國產宗教,這體現了唐代社會的開放性。在這空前偉大的時代,培養起了一種奔放無礙,博大恢宏的時代精神,那便是對外開放,互相交流、為我所用,這是民族自尊,自重、自信,自強的心理體現。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反佛卻彈出了這樣蛇老調。孔子之仆《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入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戒狄是膺荊,舒是懲,兮舉夷狄之德而加無于先王立軟之上,幾何其不胥而夷也。”這種不加區別,一概嚴夷夏之防的論調,與唐代的開放注社會格格不入,與恢宏奔放的時代精神大相徑庭,顯得多么陳腐狹隘。而且韓愈對形勢的估計也很荒唐,那種抓緊反佛,中國很快就會被同化的杞人之憂,顯得毫無自信,虛弱不堪,大有亡國之危,在封建盛世出現這種論調,豈非咄咄怪事?

      六、處理辦法,野蠻粗暴

      韓愈對于佛教提出的處理方案是“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對于佛骨,則建議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感。

      “人其人”即是讓僧人還俗,變為國家的編戶,負擔國家的賦役,但韓愈忽視了僧尼的社會價值。一些高僧受帝王將相的禮遇,王公貴族都望塵拜伏,他們講經傳教以凈化人心,譯經著述又為傳統文化進行有機補充。因此“人其人”的主張僅僅看到了極少數不法僧尼的違法現象,全盤否認則是儒家的本位主義在作怪。

      “火其書”就是把佛教典籍統統燒焚,這種粗暴的作法,秦始皇時早已實施過。然西漢時,一些秦火后幸存的古書,重新出土問世,一些老儒也能從自己的大腦里—字不漏地將古書背誦出來。在這文化極其活躍的唐朝,韓愈確要對佛學書籍采取如此仇視的手段,這種對文化的毀滅言詞競出于退之之口,良可悲也。
      而“廬其居”就是沒收寺院財產,將寺院分給官吏居住,就這一點來說,韓愈對佛教寺院的職能認識模糊。唐代寺院職能很多,首先是廣大的佛教徒的活動場所,一些學木人才往往薈翠在寺院。至于慈善福利事業也舉不勝舉,寺院的積促作用,韓愈則視而不見。顯然對寺院的處埋方法言詞偏激。

      七、結束語

      歷經290多年的唐王朝國運昌隆,佛教也極中大之盛。崇佛之風十分普遍,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佛敎豐富了中國人的信仰生活,對讓會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韓愈反佛,能使統治者吸取前車之鑒。但理論蒼白,撰寫的文章沒有說服力。以上僅對韓愈的反佛略加分析,掛一漏萬,不足之處,敬請賜教。

      注釋:   
      ①《大正藏》五十二卷,;第381頁。
      ②《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內。
      ③硅舊唐書》卷160頁《韓愈列傳》。
      ④《全唐詩》8327(上海古籍版1991)
      ⑤《全唐文》卷133《請廢佛法表》
      ⑥《廣弘明集》卷十一⑦《廣弘明集》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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