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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述佛教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
    [ 作者:高翔   轉自:網絡   已閱:360   時間:2021-5-15   錄入:wangwencui ]


    2021年5月15日    佛學研究網

      佛教傳入中國之后,迅速在中國傳播開宋,印度佛經也陸續被翻譯成漢文。古印度佛經中有許多故事內容生動,形式新穎,充滿著奇特的“幻想”與豐富的“想象”,深得中國人的喜愛,因而對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接刺激了中國古代小說創作題材的進一步開拓、藝術虛構手法的進一步應用、主題思想的進一步多樣化。本文擬從中國古代小說創作題材、人物形象、主題思想等方面結合小說發展歷史和具體作品宋作一梗概性探討。

      佛經在中國的翻譯歷史,信而可征者,可直接推到東漢恒帝建和二年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開始。東漢至西晉,著名譯師有安世高、支讖,支謙、竺法護等人,包括《安般守意經》、《維摩詰經》、《華嚴經》在內的許多經典被他們陸續翻譯過來。在東晉到隋代的三百年時間里,中國進入了佛經翻譯興盛期,這一時期先后出現了鳩摩羅什、真諦、道安、彥琮等著名譯經師近百人,譯出的佛典近千部。到了唐代,中國佛經翻譯事業真正繁榮了起宋,許多精通教義、通曉梵語的中國僧入擔任了佛經的主譯,有了日臻完善的佛經翻譯制度和規模龐大的譯場。著名的玄奘法師,一二余載共譯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合一十三百三十五卷。此外,義凈、不空等人的譯苧也頗為豐富。據統計,從東漢建和二年(公兀一四八年)到北宋景佑四年(公元一零二七年)譯經停頓為止的近九百年時間里,共有知名譯師一百九十二人,譯出佛典一干二白二十三部,合五千零八十一卷,印度佛教大小乘的經、律、論三藏幾乎全部被譯為漢文。【一】通過這些佛典,中國人對佛教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   

      印度佛典是古代印度人智慧的結晶,它代表著與中國迥然不同的一個文化體糸。已代印度雖然很早就出現了象《摩詞婆羅多》、《羅摩衍那》那樣“使世界感到震驚”【二】的史詩,它具有的豐富想象“遠遠超過莎士比亞、但丁、荷馬、維吉爾、內扎米和費爾多西的幻想范圍”【三】,它有著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它并不注重歷史的準確記載——反映在文學上,則是充分讓想象自由翱翔。佛經是古印度文學的繼承和發展。佛教的弘法者在弘法中很注意用生動有趣的故事宋啟發人們,讓人們通過具體物象去感悟佛法。佛經,尤其是大乘佛典,在世人看宋,其故事充滿著神奇的想象色彩和離奇的情節。這些佛經經過譯經師的努力,很好地保持了原來的風貌(如《華嚴經》,它記述了善財童子訪師經過,它規模恢宏開闊,“想象”豐富。有人認為,它實際上是一部長篇小說)。當這些佛經傳入中國之后,佛經中保存下來的豐富“想象”、“離奇”情節便深深吸引了中國從士大夫至市井百姓的社會各個階層,并逐漸在他們的信仰、意識形態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中國的文化體系是與印度迥然不同的,雖然先秦時有屈原等人想象豐富的浪漫主義文學,但中國文學更為強調實用,注重實錄,把文學、哲學、歷史甚至是《詩經》都當作一種信實的東西。由于中國人的六經不及怪力亂神、鬼魅幽靈,因此,即使是志怪小說,也要在“發明神道之不誣”的實用觀支配下使之本屬虛構的文學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間,免受“虛錯”之譏。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中,中國的文化就如同人體對食物的消化吸收一樣強調為己所用。當印度的這種充滿神奇“幻想”,的文化體系傳到中國之后,就很快地被中國人消化吸收,作為中國文學的補缺,促使中國文學虛構意識的增強、題材的進一步開拓和人物形象的進一步豐富。

      那么,佛教對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哪里呢?

      首先是對小說作者的影響。

      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并終演化為中國佛教,而其中的禪宗則成了中國古代影響最深的儒道釋三家思想中的一枝奇葩。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都不難找出佛教對小說影響的痕跡。六朝志怪小說之作者大多篤信佛教,有的甚至是佛教徒,如《冥祥記》作者王琰是佛門弟子、《宣驗記》作者劉義慶是虔誠的佛教徒、《冥驗記》作者竟陵王蕭子良和《冤魂記》作者顏之推都篤信佛法等等。唐傳奇作者受禪學影響更為明顯,《霍小玉傳》的蔣防、《南柯太守傳》的李公佐、《枕中記}的沈既濟都是例證。唐變文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的前身,是佛教弘法的俗講的直接記錄。宋元話本也是源自唐代俗講,是唐代變文的世俗化;社會化在當時文壇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至于章回小說之作者,如《三國演義》之羅貫中、《水滸傳》之施耐庵、《紅樓夢》之曹雪芹等等,禪學思想對他們的影響則更是世之公論。

      其次是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形式的影響。

      在古代印度,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死而復生”、“離魂”、“幻夢”等形式的作品,這種形式的作品,結構精巧,想象離奇。這種形式隨著佛經傳入中國后,為中國古代小說之作者所采用;比如,六朝劉義慶的《幽明錄》中有一節為《焦湖廟祝》,寫的是縣民湯林從焦湖廟祝的柏枕的小洞中鉆進去,歷盡榮華,“永無思歸之懷”;“遭違忤之事”而出枕后,才知在枕中經歷的數年其實不過是俄頃而已。這一故事后來被唐傳奇作家沈既濟敷演成為嚷枕中記》,又被李公佐進一步演化為《南柯太守傳》,而這種形式則據考是鳩摩羅什所譯《大莊嚴經論》中迦旃延為婆羅邵現夢占化的情節的翻板。【四】古人用這種夢幻形式,只是為了表達“貴極祿位,權傾國都”的榮華富貴不過是“南柯一夢”罷了。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作品)都是采用散文體的敘事方式,但其中不少地方又摻雜有“詞曰”、“詩曰”“有詩為證”、“有詞為證”等韻文體,這同唐代變文采用散韻相結合的形式宋宣講佛經、弘揚佛法有著相通之處。

      再次,佛教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還表現在作品的人物形象、題材和主題思想等方面。

      在題材方面,中國古代小說受佛經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中國古代小說中,有的是直接取材手佛經(據魯迅先生考證,吳均的《續齊諧記》中的陽羨書生的故事是直接取材于康僧會譯的《舊雜譬喻經》的吐壺故事,劉義慶噬宣驗記》中鸚鵝滅火的故事是取材于《,日雜譬喻經}中的鸚鵝滅火的故事),有的是受佛經故事的啟發敷演而來的(唐傳奇李朝威噬柳毅傳》寫柳毅與龍女戀愛的故事是受到《賢愚經·卷八·大施抒海》的啟發,《西游記》中真假美猴王、真假牛魔王的故事則有可能是受到《盧志長者經》中帝釋天化為盧志長者施行教化的真假盧志長者的啟發)。

      中國古代小說在思想方面受佛教的影響也是明顯的。佛教的傳播和佛經的譯介所帶宋的新的思想內容促進了中國古代小說思想表現的急劇拓寬,佛教的人生如夢、四大皆空、六道輪回、因果報應等觀念也為中國古代小說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這些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又具體表現為:有的小說直接記述佛法靈驗(六朝的志怪小說《冥祥記分便宣揚佛有無邊法力、佛經有靈異,可以入火不燃、入水不濕;持誦,則能降龍伏虎,驅魔消災,解除災難。《宣驗記》是六朝的一部志怪小說集,這一集于專寫佛家因果報應,其中有一則故事說,吳郡有個叫沈甲的人,臨刑前口誦觀音圣號,心口不息,致使刀刃自斷,他也因而獲釋。另有一陸暉,臨刑時,砍三刀,刀皆斷,官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恐怕是觀音的法力。人們查看佛像,發現脖子上有三條刀痕,他因此被獲免。這類小說在志怪作品中是常見的,他們頌習佛經,可以有“升霞之術”,“在人間齋,輒聞空中殊音妙音;’,因佛法力,鬼不得近,邪不能降。這類小說稱頌佛法靈驗、佛經靈異,在志怪小說中有很大的比例),有的小說則宣揚色空思想(佛教認為,世界是由地、水、火、風這四大構成,四大皆空,諸法皆空。龍樹的《中論》就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佛教的大乘經典常用如夢如幻來說明事物之虛妄不實,如《道行般若經·卷五.分別品》就說:“諸法空,諸法如夢,諸法如一,諸法如幻。”這就是色空理論,這樣的理論對文人學者的影響就反映到他們的作品中。沈既濟的《枕中記》就記述了當時熱衷于功名富貴的舉子盧生的一個遭遇。當時,他在旅店遇見道士呂翁,發了一通“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的議論。他要睡覺了,呂翁就拿一個青磁枕頭給他睡。他一看枕中有個洞,不覺跳入,竟回到家中。從此,他事事如意,娶了當時第一高門的“清河崔氏女”,爾后進士及第,步步高升,出將入相,子孫滿堂,八十而終。一覺醒來,才發現自己還躺在旅館中,遂醒悟到人的榮華富貴不過是一場夢而已。后來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敷演。這些描寫都是申述“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生之理,死生之情”,人生夢幻,不過一瞬而已,是色空觀念在傳奇小說中的反映。古代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也反映了這一色空觀。小說一開頭便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首詞強烈表明了事物虛妄不實,世事無常,諸法皆空,古往今來,有多少是非成敗之事,都已成為煙云,成為談笑之資,帶有強烈的色空觀。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更為強烈,其第一回便說:“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到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書中.甄士隱的《好了歌》也帶有濃烈的色空觀念,書后賈寶玉與一僧一道飄然而去的情節也都帶有濃烈的佛教色彩。因此,有人將《紅樓夢》的主題歸結為色空,這雖有待于進一步探討,但它至少表明了這部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作品是深受佛教色空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中國古代小說中還有很濃烈的因果報應色彩(因果是佛家立教基礎,萬有之生起,無一不由因緣;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報應作為中國古代小說所反映的一個主題,宋代有一講史的話本《新編五代史平話》,這一話本中寫漢高祖劉邦一統天下之后,猜忌功臣,借故把韓信、彭越、陳稀等滿門抄斬;這幾個功臣就到天庭向天帝訴冤,天帝對他們無辜受害很同情,就讓他們分別托生為曹操、孫權和劉備,把劉漢的天下一分為三,這是在用因果關系來解釋歷史。明朝初年瞿佑編著的擬話本《剪燈新話》是當時編得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本集子,它提出小說可以有功善懲惡之社會功用。對這一功用的闡析,瞿佑也是采用了因果報應的方式。其中的【三山福地志》說,元自實因為前生“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后進”,因此今世就。愚懵而不識字”;因為前生“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因此今生“飄泊而無所生”。在《修文舍人傳》中,夏顏說,在地獄中,凡是陽間“負君之賊,敗國之臣,受穹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厄下位而固窮者,至此必蒙其福。蓋輪回之數,報應之條,至此而莫逃矣”。這部擬話本中的這類作品是相當多的,作者用因果報應之說對那些為惡者以懲罰、為善者以善報,從而達到了“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五】的有補于世的目的,從客觀上表達了作者對百姓疾苦的關心和對社會安定的渴望)。

      總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佛法在中國的弘揚,佛經在中國的流傳,使得佛教對中國的影響日益深刻,佛教思想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從作者到作品,從文學體裁到創作內容,從表現形式到主題思想,無不印上了佛教的痕跡。
      注釋:
      【一】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二】【三】普列姆·昌德論文學》,唐仁虎、劉安武譯,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四】王曉平《佛典·志怪·物語》,江西人民出版一九九零年版
      【五】瞿佑{剪燈新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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